机械制造业的31个部门中，德国有27个占据全球领先地位，处于前3位的部门共有17个。德国制造业也被称为“众厂之厂”，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。在强大的德国制造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
历经十几个小时的航班，从法兰克福转机到达莱比锡机场时，已是差不多晚上十二点。八月上海的夜晚依旧是热气腾腾，但莱比锡的夜晚此时已是秋风四起、宁静而冷清，很能感受到曹丕在《燕歌行》中所描述的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的凉意。
几天之后我才想起，这种热与冷、热闹与宁静的对比，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国度给人的感受。
很多人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情感都很复杂，一方面它产生过爱因斯坦、普朗克、康德、歌德、巴赫、贝多芬等影响世界的科学文化名人。但另一方面，它又在狂人的操纵下，给全世界带来过巨大的灾难。
这些年中国很多企业来德国参访、学习，很大原因是因为其傲视群雄的制造能力。如今，德国产品几乎成为好品质的代名词，大到汽车，小到手表、厨具，甚至指甲剪，德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界的金字招牌。
入住酒店很晚，瞌睡的细胞已然爬遍了全身，进门恨不得立马倒头就睡。但是一进浴室的门，还是被镶嵌在墙内的抽水马桶水箱所震惊到，陡然间睡意全无。我心里突然在想：敢把抽水马桶的水箱安在墙内，德国制造为何有这样的自信?这种安装意味着他们相信，马桶能确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，直到建筑物被拆毁。他们这种自信，让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德国制造的魅力。
大部分打动人心的，并非那些宏大的叙事，反而是一些不经意间的小细节。
德国酒店的抽水马桶
这让我想起一件陈年旧事。2010年，德国齿轮商人亨利安随80岁的父亲到青岛游览江苏路基督教堂。在塔楼里，他们看到教堂钟表依然在正常使用。当看到钟表上“j.f.weule”字样时，他的父亲意识到该钟表的齿轮，就是他们亨利安家来供应的。历经百年之后，教堂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这么多年来除了隔几天抹一次油，从来没有维修过这座钟表。亨利安检查完钟表后认为，这些齿轮还能再用上300年，真要维修时，恐怕是他的曾孙一代了。
看起来，亨利安的这种自信几乎是德国制造的一种传统。
我们都很习惯给德国的制造打上一个“工匠精神”的标签，这也是德国制造为何自信的重要基因。
实际上，那些以品质著称，强调工匠精神的国家，比如德国、日本、瑞士等，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，那就是有一种悠久的军事传统，或者称为“军事化”，甚至“类军国主义化”。
在德国的文化传统里，从普鲁士到“条顿骑士团”都包含着军事化的特点。这种传统也融入到了现代德国人的生活，全民的整体行为仍然带有“准军事化”的特点。
比如，生活中他们要求的东西不多，就像部队提供给士兵的物品不多一样，只要够他们生存就行。从这点上来说，德国在文化传统上已经决定了它不会是个美食的天堂。闻名遐迩的德国“美食”，也不过只有啤酒、香肠、猪肘等便于制作与携带的准军事化食品。
这种准军事化的特点也反映在德国人对准时的苛求上。没到德国之前，我们很多人都或多或少了解过德国人严守时间的故事。但当你实地体会后，很多人还是会表现出惊诧，甚至不理解。这一点，在这次“商业学习之旅”中，我和二十多名mba学生们都真切的感受到了。
与德国类似，瑞士的制造业也是全球闻名，尤其是高端的钟表业更是令消费者趋之若鹜。尽管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，瑞士宣布确认为永久中立国，此后瑞士从未卷入过任何形式的战争。但瑞士的枪支弹药人均拥有量远高于美国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军事化的国家。瑞士宪法规定，男孩子到了18岁，就必须到新兵学校报到，领到军服和步枪。20岁到4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按期义务服兵役。而且每个20岁至40岁的瑞士男子都必须参加每年一次的射击考核，被称为“强制打靶”。
在军事化传统的影响下，德国的商业显得很“硬”。你很难看到德国有什么强调历史文化的奢侈品，甚至在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都难看到几家像样的lv、bv、爱马仕、香奈儿等这种强调“软”制造的品牌。多半的中国游客想在德国随随便便扫荡奢侈品，恐怕就要失望了。
在机械制造业的31个部门中，德国有27个占据全球领先地位，处于前3位的部门共有17个。德国制造业也被称为“众厂之厂”，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。但是，德国制造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它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部从“山寨”到“山巅”的华丽转型传奇。
相比德国，英国的工业制造要来得更早。经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，英国工业已经高度发展，成为世界的标杆。而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，其制造技术几乎相差了差不多半个世纪。面对英国发达的制造业，当时不少德国企业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，制造二流质量的商品，并以倾销的价格流入英国及其海外市场。
在经历德国刀具剪子制造商假冒英国谢菲尔德公司产品的丑闻后，英国企业家们联合发起了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。在1887年8月23日，英国国会通过了《商品法》(merchandise
act)，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德国制造的转型。当时这部法律规定，所有德国产品要进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市场，都必须打上“德国制造”的印章，以区别廉价低质的德国产品与英国产品。
这个做法大大刺激了德国企业界敏感的神经，他们开始意识到：要占领全球市场，靠的不是产品的廉价，而是产品的质量。于是他们开始学习英美制造，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，大力发展钢铁、化工、机械、电气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，催生了宝马、西门子、大众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，推动德国在一战前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。有统计数据说，只拥有8200多万人口的德国，其世界知名品牌竟然高达2300多个。
英国国会通过《商品法》的这一天，也就成了“德国制造”的诞生日。“德国之声”称，从这天起，德国人争气地让自己销售到世界各国的产品比当地货的口碑还要好。“德国制造”是德国在二战后崛起的密码，也是欧债危机中仍“一枝独秀”的答案。
我们在参观宝马和保时捷汽车工厂时，很多人都对工厂内大量机器臂的使用和复杂的流水线感到惊奇，但是这恰恰可能不是最重要的。试想如果把这些机器臂和流水线都移植到国内，我们就真的能生产出跟他们一样品质的汽车吗?尽管整个工厂的厂房、设备的部分占到了绝对的部分，但是最重要的恰恰是占到极小部分：人，及弥漫在空气中的文化。
我们的企业去学德国的生产，往往可以很容易就学到七八分像，但要学九分甚至十分就难了。这些难的部分，恰恰都不是机器造成的，而全部是来自人的要素。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三点最难学到的内容：秩序、细节及自律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德国制造的核心本质上不是质量，质量只是形成的结果，亦不是“硬性”器件的高超组合，而是在制造过程中添加的“软性人文”内容。
参观保时捷整车组装工厂时，我开玩笑跟旁边的同学们说：“这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乐高组装游戏。只是平时我们是一个人搭建一辆车，这里是不同的人把不同的乐高零部件运送到不同的地点，再由不同的人来组装在不同的位置，共同完成这个游戏”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需要的其实是严格的秩序感，让整个流程完美分工和井然有序。秩序感或者说秩序主义，亦是德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
有句德国的谚语：“秩序是生命的一半”，秩序主义可以说从工厂到日常，涵盖了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德语“秩序”(ordnung)一词，包含了整顿、整理、整齐、调理、规则、规章、次序、顺序、制度、安宁、秩序、纪律等等诸多的含义。
绝大部分的德国人特别依赖和习惯于遵守秩序，离开了秩序就会感到焦虑。我们会看到德方的工作人员，一旦发现约定的时间哪怕超过了一两分钟，脸上就会自然呈现那种不安的情绪。从秩序主义的角度而言，这不是一种苛求与为难，而是对整体秩序的尊重，是他们害怕因为流程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脱节，而影响接下来环节的连动。
德国人这种秩序主义，在普通人的日常管理和工厂中的流程主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许多场合下，你会经常看到一些德国人拿出自己的日程日历(terminkalender)随时翻看，上面都写好了每天各时段的活动，从天到月再到年，一切日程都提前计划。
德国社会以及企业就像是摆在一条流程的时间坐标轴上，理性地运转着。时间轴上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起他们的焦虑，他们觉得只有与时间形成严密关系的人，才能理性地驾驭人生和工作。
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，其钟表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就是德国人秩序主义的典型。虽然康德对人性的思索达到了精深的程度，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住所格尼斯堡方圆40公里的范围。因此，有人说康德所有的伟大历险都发生在他的头脑中。
康德每天3点半准时出门，教堂钟声随着他迈步出门响起。康德散步的路程也十分固定，永远沿着小菩提树路散步，每天八个来回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
虽然康德这种钟表式的生活显得很夸张，但是整个德国民众的生活多少也带有一些“康德时间钟”的影子。这种秩序主义应用到德国制造，就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的流程主义，使得德国制造业表现出井然有序、浑然天成。
德国制造的基石之一：“二元制”教育，我认为亦是这种秩序主义的产物。中国的家庭和孩子把目标都放在光鲜的大学教育，蔑视职业教育，而德国的家庭和孩子在秩序主义的影响下，明白每个人都有在秩序中的位置，商业仅仅需要的是少量的管理者，大量的生产工人才是主题。在这种认识下，职业教育反而成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选择。
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早前的统计，德国大学毕业生占同龄人的比例为20.6%，而将近80%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，并以此走上工作岗位。
翻开德国联邦政府出版的《德国概况》一书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，它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”。在这种二元制教育下，德国制造业产生了大量的高技术产业工人，为高质量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经过职业教育，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水平达到发展中国家大学或大专毕业的水平。
秩序主义是群体行为的外在形式，从内在来说，就是个体的自律性。关于德国人的自律，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回忆录《留德十年》里讲过一个故事：
1944年冬，苏军和英美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，纳粹帝国覆亡在即。在围攻下，整个德国物资稀缺，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。而且由于是冬天，民众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，根本无法捱过。为了顺利过冬，各地政府只得允许民众上山砍树。
在帝国崩溃前的混乱时刻，德国民众是如何砍树的呢?绝对颠覆你的想象。他们非但没有去哄抢，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，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，做上记号，再告诫民众：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，将要受到处罚。
公务员都在战斗一线，这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警察监督，不会有法官的判决，民众完全可以随意砍树，以求得在冬天的生存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直到二战彻底结束，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民众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，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。
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季羡林先生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事隔五十多年，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，他说德国人“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”。
柏林街头：前面已经无人，仍然在等绿灯的姑娘
哲学家费希特在“致德意志民族”演讲中强调了这个民族自律的性格：“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，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。”
这些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语言，复杂而精确，语法和词汇不能出现丝毫的模糊一样，泾渭分明，严格自律，从而成就了“德国制造”的传奇。
但德国人的自律，我以为跟日本人的自律又有一些差别。你去走到日本街头，尤其是像京都这样的街头，整个城市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。这让习惯了大声说话的中国人，多少感觉到有点不寒而栗。
一定程度上，日本人的自律似乎带有轻微的“自虐感”，和在“他律”制约下的被迫感。但是在德国的自律，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心的认同，而非形式上的刻板。
我们去宝马和保时捷工厂参观时，很容易就看到很多男性工人身上的纹身、耳环等非常个性化的标记，这并不影响他们穿着工作服的美观与工作的严谨。相反，这似乎像在严肃空气中，刮来的一阵清凉的微风。
即使行走在首都柏林，也能随处看到墙上的各种涂鸦作品。甚至我们坐在莱比锡城市河道的游船上，经过桥洞时，也能惊喜地看到底下的涂鸦。
在参观宝马工厂的过程中，同行的lingling的先生是德国人，她提醒我说流水线上工人工作是有音乐的。看着工人们在看似枯燥，但是律动感的装卸动作中，你除了感受到企业本身的人文关怀...